永不消逝的电波

1941年6月的瑞士，天高气爽，晴空万里，这个风光旖旎的中立小国虽平静如常，但暗地里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这块土地上的秘密间谍战早已悄然展开。

德国无线电反间局的监听站密切注视着道道电波，并获悉了许多无线电员的手法（指发报）及其呼号。他们还得以破译了几封电报。

6月16日至17日夜间，德国的克兰采截听哨称一个不明身份的无线电员两次以同一密码通信出现。德国克兰采截听员与布列斯特截听哨通话后，判定出呼号为“钢琴家”的所在位置——美丽的日内瓦湖地区。根据呼号特点，德国特工断定此人以前也曾出现过，但出现甚少。

17日清晨，译码局局长吉列将军，盖世太保头目米勒和帝国安全总局情报处长，党卫军将军瓦德尔·舍连别格已得知日内瓦的这个谍报员。吉列手下的专家无法解读电文，但狡猾的舍连别科明白“钢琴家”如此活跃并非偶然：德国袭击苏联的时日已指日可待……

就在那天早晨，日内瓦发来一封译电放在了红军情报部长戈利科夫的办公桌上。瑞士“多拉”情报组组长通报：德国军队集团正向苏德边界增兵，并完成了从希腊向波兰的兵力投送。21日黎明时分，希特勒匪徒越过了苏联边界。苏联的无线电员和德国无线电反间分队的斗争早已拉开了帷幕……从瑞士——时而从苏黎世、时而从洛桑——最初由两人出现，尔后变为三个身份不明的无线电通信员。舍连别格将军深信，他们是在为莫斯科工作。他发誓，一定要消灭这个“红色三套车”，因为德军在东方战线上的战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无线电情报。的确，手下有三个无线电员，一对瑞士夫妇——爱德华和妻子奥莉加从日内瓦发报，一个英国人亚历山大·福特（吉姆）在洛桑工作。德国人入侵苏联之前，经验丰富的底下工作者尚多尔·拉多已建立了两条与莫斯科联系的通信线路。他们的工作准确无误，畅通无阻。

战争一开始，尚多尔·拉多的侦察情报就源源不断地流向莫斯科。他亲自吸收一位22岁意大利姑娘玛格丽特·博利作为联络员和报务员，并指示日内瓦的无线电工程师兼无线器材店老板为姑娘组装一部电台。由于这个姑娘很漂亮，因而上级称其行动代号为罗扎（俄文意即玫瑰）。

而苏联总参谋部评价尚多尔·拉多情报组的工作时，几位专家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瑞士赢得的。

多拉小组究竟给莫斯科提供了多少情报？这些情报是怎样和在什么地方搞到的呢？50多年来一直没有答案，直到2000年1月这个秘密才被揭开。

鉴于当时的国际局势十分复杂，前任苏联红军情报部长扬·别尔津决定在德国建立情报组织，尔后又指示秘密侦察员阿努洛夫（特情代号克斯佳）少校在瑞士建立情报组。1938年“多拉”特情组移交给尚多尔·拉多领导，阿努洛夫被召回莫斯科。

战前苏联红军情报部将另一谍报组“塞维利亚”（组长拉舍尔·丘宾多费尔）移交给尚多尔·拉多，并入“多拉”特情组，随后“多拉”特情组的队伍日渐壮大，编制中多达77名特工，人员分散在日内瓦，伯尔尼和苏黎世。

尚多尔·拉多本人是一个坚定的社会党人，1918年匈牙利“秋玫瑰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极具天赋的地理学家和地图学家，精通匈、德、俄、英、法五国语言，自1929年开始与红军情报部合作。

1942年尚多尔·拉多领导的“多拉”小组向苏联谍报中心发出了八百封密码电报（约一千一百页）。1943年1月1日至6月15日苏联谍报中心从他那里获得了750封电报。总计下来，仅在1942至1943年间瑞士特情组就提供了三千多页密件。

“多拉”特情组组长尚多尔·拉多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他几乎每天都要同组员碰面，接受情报，下达指示，亲自处理汇总所有特情。他的无线电员每天都要进行几个小时的无线电收发工作。但发报越多，被敌破坏的危险也就越大。莫斯科理解这一点，但却无法改变现实：总参谋部需要有关德国最高统帅部向东方战线兵力的精确情报。

精心编织的谍报网

1942年8月，尚多尔·拉多决定扩大谍报队伍，将谍报网直插希特勒的心脏。“多拉”小组女特工拉舍尔·丘宾多费尔（特情代号西西）吸收了自己的熟人赫里斯蒂安·施奈德。他们于1935年相识，同在瑞士国际劳动局工作。此后施奈德（代号泰洛尔）又发展了好友鲁道夫·列赛尔——一个德国人，他原在柏林工作，但纳粹上台后他逃到了瑞士。鲁道夫住在瑞士小城卢塞恩，开办了一个书店作为掩护。此人神通广大，并与瑞士情报机关积极合作，瑞士军队总参谋部还发给他一个特别证件，上面写着“请各机关和个人给鲁道夫以援助，以便完成使命”。

早在柏林时，鲁道夫就与德国外交部和军界的高级官员保持着友好关系，当希特勒对欧洲开战时，柏林的反法西斯战士通过鲁道夫向瑞士、英国和美国通报元首希特勒的战争计划。

1942年9月，希特勒“行政当局中的一些反法西斯人士开始与俄罗斯情报机关秘密接触。通过这一渠道，大量重要情报从柏林流向苏军情报部，并形成了一个链式谍报网：柏林负责人——鲁道夫（代号柳茨）——施奈德——丘宾多费尔——组长尚多尔——莫斯科。鲁道夫向直接联络人提出一个合作条件：与莫斯科联络的一切信函中柏林人员均用假名。被招募的德国间谍分别是：维尔杰尔（德军总参谋部军官）、安娜（德国外交部工作人员）、特迪（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将军）、施陶芬贝格（德军上校）。

莫斯科多次要求尚多尔查明被招募间谍的真实姓名，原因只有一个：情报员的消息是否可靠，尚多尔向莫斯科报告说，要搞清西西发展的柏林情报员的真实身份不太可能。此后，苏军总参情报部欧洲局局长决定：“暂停身份验明工作。”

1944年，尚多尔·拉多获悉德军一些上层军官对希特勒的愤怒已达到极点时，他指示西西在能够接近元首的军人中物色一个反法西斯人士，寻找机会干掉希特勒。于是，这项艰巨的任务落在了施陶芬贝格上校的身上。1944年7月20日这天，希特勒决定在他的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狼穴”——元首大本营内召开会议。

当希特勒正在侃侃而谈之时，坐在他身边的施陶芬贝格上校将一个内装有定时炸弹的公文包放在座椅上，并悄悄地离开了元首大本营。随着一声巨响。临时建立的会议室的墙壁和窗户被炸毁。可是，希特勒却像幽灵一般逃出了死亡陷阱，只是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轻轻震伤……

截至目前人们还不清楚，在战争年代美国和英国情报机关与苏联红军情报局共同分享由瑞士发出的柏林情报比例究竟是多大。但人们已知，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杜勒斯对苏军情报部的战果十分羡慕。他在《情报艺术》一书中写道：“鲁道夫在瑞士成功地窃取了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最高机密，遗憾的是大多都落在了斯大林 手里……”

红军总参情报部第二局对尚多尔·拉多特情组的评价更为精确：“多拉小组的情报网广大无边，能力无限。它就下列问题提供了广泛的材料：德国军政领导及其武装力量统帅部的计划和意图，对欧洲各国和东线兵力的调遣，德国生产坦克，飞机，火炮的能力，德国对苏联发动化学战的可能性情报……”

走进德国核机密

1942年中期，苏军总参情报部驻纽约、伦敦和瑞士特情组分别收到几封特种电报。莫斯科指示他们快速搞到有关英国和美国铀问题的情报，并下达了以下指示：

“……莱比锡的海森堡教授正致力于铀链式反应分裂出原子内能用于军事目的的专题研究。速查明：什么方法可实现铀元素链式反应，铀同位素的分裂和获得大量镤的方法；搞清海森堡在何处和哥本哈根博拉实验室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名字。”

一个月后，尚多尔给莫斯科回话：“通过皮埃尔……已查明，用中子轰击同位素铀235可使这种原子核爆炸，并发展到3至4个能量单位。它们落在同位素铀235新核子上，又会发生新的爆炸。这些连续爆炸被称为链式反应……”

7月初，尚多尔再次向莫斯科通报：“莱比锡的物理学家海森堡已不再进行铀原子轰击试验，因为德国人已不信任他，并把他排挤到独立研究的大门外。这项工作已交给物理学家季赫茨。巴黎的乔利奥教授和其妻子正在夜以继日地研究原子分裂问题，苏黎世的海尔鲍教授也在致力于这项工作……”

德国人试图用铀浓缩方法提高各种爆炸物的威力。尚多尔还得知与此相关的情报：“德国人正在巴黎进行回旋加速器的试验……”

德国人不会造出原子弹。美国原子计划参加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汉斯·贝特认为：德国科学家在核研究领域并无多大成就。他称，“德国人想建核反应堆，但在1945年之前只能艰难地走过一半的路程。”

“多拉”特情组之所以能取得辉煌战果，关键在于尚多尔的支援助手打进了当时许多反苏政治阴谋集团内部。例如，成功地窃取了美国大使泰勒和枢机主教，梵蒂冈国务秘书马格里昂密探内容，双方决定牺牲苏联利益单独媾和。

窃取预先情报是尚多尔特情组的主要特点。结合他的情报，苏军最高统帅部特制定了斯大林 格勒合围和消灭法西斯军队集团战役计划，使苏军一举全歼德国精锐师（33万人）。尚多尔的情报人员还搞到了希特勒的“堡垒”战役——库尔斯克会战计划。多亏了尚多尔，苏军才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强渡提聂伯河，从而赢得了这场艰苦战役的胜利。

尚多尔的助手还窃取了德国最新“虎”式坦克的情报，以及其生产量和投入东线日期等情况；查明了德国工厂生产用的毒剂型号，甚至还搞到了毒剂配方。

永远失落的勋章

1942年5月，苏联情报部长仆伊利乔夫中将给“多拉”特情组亲发一封电报，对其在战争10个月中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并称统帅部将给尚多尔呈请政府奖赏。

1942年10月9日，正团级干部处长爱普斯坦因编制了一份“为完成红军总参谋部特种任务人员呈请政府奖赏名单。”尚多尔因“系统性地提供绝对价值情报”被呈请授予列宁勋章。

与尚多尔同时被呈请政府奖赏的还有无线电员亚历山大·福特——“红星”勋章，无线电员爱德华和奥莉加夫妇——“荣誉”勋章。

然而，尚多尔和他的战友们却并未得到任何勋章。

“多拉”小组受挫

1943年初，德国党卫军少将瓦尔特·舍连别格充分掌握了“红色三套车”无线电员的活动情况。1943年8月，应其个人邀请瑞士警察总头目毛勒出访柏林。舍连别格将活跃在瑞士领土上的三个电台的专案文件摆在来客面前，并要他快速缉拿案犯。

舍连别格的态度十分强硬，他称，这些无线电员如继续活动将给德瑞关系蒙上阴影，瑞士的独立也将受到威胁，一切后果将由瑞士自负。

随后，由特雷尔中尉指挥的瑞士警方特种无线电分队迅速展开侦破工作，逮捕“红色三套车”成员。9月9日多部车载测向仪出现日内瓦的大街小巷。经过反复切断该街区的供电系统后，他们查明是一个身份不明的无线电员正在佛罗里桑大街的一处住宅里发报，这里正是无线电器材店老板爱德华和夫人奥莉加的住处。

9月25日，罗扎（玛格丽特·博利）玛格丽特的电台方位被测定。

爱德华和罗扎的住宅被警方监控起来。尽管警察局采取了隐蔽措施，罗扎还是发现了室外一些形迹可疑的人并向尚多尔汇报了情况。特情组长命令他们暂停通连，同时指派爱德华取走罗扎住宅中的电台。

10月10日尚多尔向莫斯科通报了可疑情况。紧接着形势急转而下。与莫斯科的例行通连安排在10月14日0时，奥莉加开始发报。1时30分警察破门而入，冲进了他们的房间，一架刚刚发报完的电台，几封收发电报和密码簿被警察缴获。

在抓捕“红色三套车”成员的行动中，瑞士出动了70名警察和大批警犬，日内瓦警察局长亲自坐阵指挥，宪兵司令和警察局政治处长协助其工作。

在大搜捕时警方在爱德华夫妇的无线电器材店里发现了罗扎的电台。

黎明时分，警察冲进罗扎的住宅，但她没在家里。最后警方在她的情夫，盖世太保秘密间谍汉斯·彼德尔斯的床上抓到了她……

11月底，无线电员亚历山大·福特、西西及丈夫鲍威尔、鲁道夫·列赛尔和其他几名成员先后被捕。

随后，决定他们的命运不是战时法则，而是大政治原则。瑞士联邦安全局长罗热·马松上校向舍连别格通报说，其政府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但伯尔尼已明白，战争结局决定了不值得与苏联、英国和美国的关系搞僵。因此，所有被捕者均被释放，条件只有一个——不离开国家，但这一要求也只不过是形式而已。

尚多尔·拉多得以隐藏起来。

苏联的侦察员最后还是被推上了法庭。但这已是战后的事情，至今还不清楚这是瑞士当局遵守民主法律意愿，还是伯尔尼与华盛顿和伦敦的一致行动，因为此时英美两国已掀起了反苏“反苏”。

1945年10月22日，伯尔尼军事法庭以“多拉”特情组对德国实施非法间谍活动为由开审此案。西西被判丧失自由两年并处以罚金五千法郎。她的丈夫鲍威尔·贝切尔被判两年监禁。施奈德被判蹲狱一月，而最主要的情报人鲁道夫·列赛尔被判无罪，当庭释放。

1947年10月日内瓦第二次开庭，尚多尔·拉多缺席被判一年监禁。他被勒令十年内禁止访问瑞士。与其一同被审的还有无线电员福特、爱德华和奥莉加夫妇及罗扎。

英雄无悔也无泪

1943年10月，也就是特情组的无线电员被捕后，厄运向尚多尔·拉多悄然逼来，这种遭遇延续了长达11年。

“多拉”小组受挫后，尚多尔·拉多潜藏在瑞士。1944年9月，他决定和妻子叶琳娜（“多拉”特情组特工）逃往从德国人手里解放出来的巴黎。他把儿子伊姆勒和亚历山大及年迈的岳母暂留在日内瓦。

一个法国少校帮他越过了边界。带着法国游击队给他的证件，9月24日尚多尔和妻子来到了法国首都。

1944年10月26日，尚多尔来到了苏联驻巴黎外交使团。在这个使团里有一位总参情报局的特工，因而莫斯科很快就知道了尚多尔的到访。中校亚历山大·诺维科夫受命与他保持联络。

诺维科夫非常古板，对于尚多尔的情况他一点儿也不知道。尚多尔认为，苏军情报部的代表肯定会像对待英雄一样迎接他，然而他却遭到了冷遇。诺维科夫建议他写一份工作总结，几天后又通知他到莫斯科进行全面总结。尚多尔请求推迟一两个星期，因为他还没有得到法国的居留证，诺维科夫却坚持要他马上起程。

一天，尚多尔在使团的走廊上遇见了亚历山大·福特，自己在洛桑时的部下。原来，福特也在诺维科夫的控制之下。但是，莫斯科的代表并没有在自己的面前提起无线电员福特，这自然引起了老侦察员的警惕。他第一次感觉到，有人不信任他。令他更痛苦的是，诺维科夫收走了他的个人证件，只给他一个名为伊格纳季·库利舍尔的苏联公民遣返证书。1月8日，尚多尔带着这个证书登上了飞往莫斯科的CM-47NO883航班。

亚历山大·福特也乘本次航班飞往莫斯科。尚多尔并知道这事。他甚至没有料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几个军官正在监视他和福特的一举一动，他们坐在不同的客舱里。

在飞机上尚多尔的身旁坐着一个中年男子。他自我介绍说他叫列奥伯特·特列贝尔。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特列贝尔告诉尚多尔，由于“多拉”小组受挫，莫斯科将要严惩他们……

飞机沿着巴黎—马赛—那不勒斯—开罗—德黑兰—巴库—莫斯科的航线飞行。

飞机在开罗要停留一昼夜。全体乘客被安排在“月亮公园”饭店的单间里，清晨伊格纳季·库利舍尔走出饭店，要到苏联使馆牙医那里看牙病。但库利舍尔一去不返，也未出现在机场。机长巴布纳什维利少校向使馆秘书说，一个乘客失踪了。

几天来苏联使馆人员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并以官方形式请求埃及外交部副部长哈桑·利沙特·帕舍尔予以协助。埃方最终查明苏联公民伊格纳季·库利舍尔藏在英国使馆里并向英当局寻求保护。但是，英国政府不愿破坏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把库利舍尔移交给了埃及当局。埃及人把流亡者藏在开罗附近的外国人隔离营里。

后来才知道，库利舍尔在英国使馆里受到了军情局特工的审问。但他陈述的事实并未引起英国情报机关的兴趣。几年后，当他们得知尚多尔的大名时，才后悔当初放走了一条大鱼。

苏联驻开罗使馆向埃及当局提交了一份人民内务委员会“专家”伪造的公诉状，内称尚多尔是一个刑事案犯并把他弄回使馆。8月2日，尚多尔被押解到莫斯科，随后被“除奸党”逮捕。

1946年12月，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以间谍罪为由判处尚多尔丧失自由10年。

八年过后，1954年11月他被释放。随后他离开了莫斯科，来到了布达佩斯，妻子叶琳娜和已成年的儿子正在那里等待着他。

1956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以“无犯罪要素”撤销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的判决。

1972年苏联总参情报部因工作失误向尚多尔表示抱歉。他被授予一级卫国战争勋章。此后他多次访问莫斯科，同苏联地图学家保持着友好关系，并被授予各族人民友谊勋章。

可他仍未获得列宁勋章。1989年，尤里安·谢苗诺夫致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公开信中呼吁授予这位情报员苏联英雄称号，但他的呼吁仍犹如过眼烟云，随着苏联的解体，尚多尔获取最高荣誉的梦想更无法成为现实了，但他的个人功绩是人民所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