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转载，作者不详     

    
       “飞鸟尽，良弓藏”，在中华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周而复始地上演着这出闹剧。
整个历史陷入一个怪圈，无论你如何挣扎，终究不能走出循环，就如齐天大圣跳不出如来
佛的手掌心一般。由于每朝每代都发生了此类事情，因此从逻辑上、直觉上来说这都不应
该是某个皇帝个人素质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经济学的发展使人们可用经济理性的
分析方法来分析一些历史现象，功臣与皇帝间的关系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可以得到一个比
较合理的解释，尽管这不会是唯一的解释。 
      在信息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代理人有多种类型，代理人 
自己知道自己属于什么类型，但委托人不知道。为了显示自己的类型，代理人选择某种信 
号，委托人根据观测到的信号来判断代理人的类型，同代理人签署合同。这就是所谓的信 
号传递模型。如企业雇主与雇员的关系：雇员知道自己的能力，雇主不知道；为了显示自 
己的能力，雇员选择接受教育的水平。而雇主根据雇员的教育水平支付工资。此外还有信 
号甄别模型，同信号传递模型一致，只不过变为委托人先行，提出一系列合同供理人选 
择，代理人根据自己的类型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合同。无论那种方法，都在于使代理人 
有积极性使自己的类型暴露出来。 

       借用经济理论，我们可将皇帝与功臣间的关系看作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皇帝作为 
帝国的所有者，控制着帝国的产权，但他不可能直接治理国家，必须委托一个或数个代理 
人来帮助他管理国家。在这样一个委托代理关系下，皇帝给功臣们高官厚禄，对他们的要 
求是勤奋工作，为皇帝效命。不过皇帝最主要、最关心的还是要求功臣们不得造反。功臣 
们是否勤奋工作，属于激励理论，此处暂不讨论，我们集中焦点于造不造反的问题。 

      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确保江山万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功臣们造不造反就顺理 
成章地成为皇帝们绞尽脑汁来解决的问题。解决功臣们造不造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识别到 
底谁会造反，但这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格局：大臣们自己知道自己造不造反，皇帝却不知 
道谁是奸臣，谁是忠臣。宋太宗有一段名言，大意是国家要么有外患，要么有内忧。外患 
是有形的，而内忧则无法察觉（原文是奸邪无状）。一个奸邪无状的自白道出了皇帝们的 
无奈：他必须有什么方法可以鉴别出谁是奸臣，谁是忠臣。根据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功臣 
们必须发出一个信号或皇帝必须用一个信号来确定一个分离条件，来使忠臣、奸臣可以分 
离而不混同。在经济学里，由于每个类别人的成本和收益不同，还可以根据一个信号制定 
出分离条件，使该信号能让不同类型的人根据成本—收益比较自动现出原形，但对造反之 
类的事来说，当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任何成本都相形见拙。只要有些风险偏 
好，又有可能造反成功，难保有人不起歹心。面对近乎有无限收益的皇帝宝座来说，不可 
能根据成本—收益情况确定出一个分离条件，皇帝们只能简单地根据某个信号直接判断 
（本文不考虑人心会因为时间、情况的变化发生改变以致忠臣变奸臣的情况）。那有什么 
信号又能让皇帝识别出奸臣呢？ 

      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强 头 威胁力度，诸如灭九族、凌迟等处罚手段，这样有风 
险规避行为的人会选择不造反。不过当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风险爱好者在有机会时总 
是会去尝试一下的。而功臣，尤其是开国功臣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是风险爱好者，若不然谁 
会去“提着脑袋干革命”呢？所以，事后惩罚的威胁对以冒险为业的功臣们来说不会有太 
大的震慑意义。那么以亲戚关系来识别呢？从吕后到李世民，从多尔衮到雍正，亲戚的血 
缘、亲情约束对争夺帝位来说只是很小的成本，成大事者从不会将其放在心上，分我一杯 
羹更是千古名言。那能否根据对皇帝是否恭顺这个信号来识别奸臣呢？毫无疑问，真正要 
造反的人对皇帝也照样会毕恭毕敬，安禄山对唐明皇的肚里只有一颗赤心的绝对服从令人 
记忆犹新，这个信号没有任何意义。那能否逆向思维，认为敢和皇帝争辩的就是忠臣，不 
敢争的就是奸臣呢？可惜，历史上的权臣是敢和皇帝争辩的，不敢争的依然是忠奸难辨。 
凡此种种，我们用尽心机也无法为皇帝们找到可从功臣中实施忠奸分离的合理信号，当然 
更不可能找到分离条件。 

      每个开国皇帝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无法从功臣集团中分离出 页己图 臣，但他 
又必须想尽办法保证自己的儿孙能顺利继承皇位。为此，皇帝们自然有自己的分离信号来 
进行分离，将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去，确保江山永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 
个”，在不能辨别忠奸时，皇帝们选择了实际上也只能是这样一个分离信号：有能力造反 
的和没有能力造反的。对于皇帝来说，只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杀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 
心，也无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面临着同样唯一的选择，最后都作 
出了同样的选择，让我们后人了见识了一幕幕闹剧。不要问你想做什么，而要问你能做什 
么，功臣们天然有罪，谁让他们有能力造反呢。学者们说中国是外儒内法，至少在对待功 
臣上这话是对的，所有的皇帝奉行的都是防功臣像防贼一样的人性本恶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时曾对秘书林克说朱德是个右派，但他组织不起人马。真是一语 
道破千古玄机！或许我们可以明白为何朱德能安然过文革，彭德怀却受尽折磨而死。余英 
时等人总说毛泽东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其实他们这些新儒家学到的只不过是皮毛，毛才掌 
握了中国文化的精随。 

      笔者一位同学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他认为面对皇帝必然选择有能力造反和无能力造 
反这个信号进行清洗，功臣们仅作出不造反的承诺是不够的。为了使自己的承诺可信，功 
臣们应该交出兵权，在这种行动的承诺下，功臣们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这样皇帝们可安 
枕无忧，大家也就相安无事，历史上“杯酒释兵权”就是这一方案的经典案例。应该承 
认，这一方案是极好的，让很大一部分功臣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但对一个掌握过权力的 
人来说，这种政治生命的自杀却不是一件容易选择的事情。而且，对那些有极高威望的开 
国功臣来说，只是交出兵权仍然不可能让上头放心。比如韩信，汉朝建国之初他就被废为 
淮阴侯，兵权尽无，呆在长安无所事事。即使这样，韩信最后也被灭三族。又如李世民， 
由于唐朝实行府兵制，李世民平定天下后回到长安其实也没有什么兵权，他在长安的实力 
不如李建成。在李建成被杀后，李建成的人马差点把秦王府攻破，后来靠扔出李建成的人 
头破坏对方的军心才奠定胜局。但是，李建成可没有因为这样放松对李世民的警惕。为何 
功臣交出了兵权还要被清洗呢？ 

      其实用经济学理论很容易解释这个现象。功臣们的资产除了官位、兵权这些有形资 
产外，还有不可与其肉体分离的威望、才干、人际关系和势力集团这些无形资产。功臣们 
交出了兵权，但这些无形资产却无法一起上交。可口可乐的总裁宣称，即使可口可乐的所 
有工厂被毁，可口可乐凭借其无形资产也能迅速东山再起。同样，韩信、李世民等的无形 
资产足够让上头睡不安枕了。比如韩信，虽然赋闲在家，类似软禁，但他到刘邦的另一大 
功  樊哙家作客时，樊哙还是毕恭毕敬，说“大王乃肯临臣”。樊哙在刘邦功臣中?列第 
五，又是吕后的妹夫，刘邦的老相识，对韩信如此态度，足见韩信在刘邦集团中的威望 
了。在历史上，交出兵权应该说抬高了造反的门槛，使皇帝们使用能造反和不能造反信号 
进行甄别时只能分离出一小部分威望极高如韩信、李世民之类的功臣，大部分功臣在没有 
兵权后倒真的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也就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象刘邦，他杀的就是韩信、 
彭越、英布等自己曾经独当一面的功臣，还囚禁过独自镇守过后方的萧何，而周勃等战将 
就逃过了清洗，因为刘邦很明白没有独当过一面是很难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对于韩信、 
李世民这类级别的开国功臣来说，没有任何信号可以让上头放心，除非上交自己的无形资 
产，当然这就意味着消灭自己的肉体。如果韩信自杀的话，相信刘邦不会灭他的三族，相 
反会到韩信的墓前掉下几滴眼泪，说不定还会给韩信的儿子封官，并招为驸马。李世民就 
很聪明，没有任何幻想，果断地发动了军事政变，杀了自己的哥哥、弟弟和侄子，囚禁了 
自己的父亲，霸占了自己的弟妹，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国功臣夺取天下的唯一例证（要严格 
按儒家的标准，被称为一代明君的李世民绝对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儒家的双 
重标准由此可见一斑）。不过李世民能成功恐怕也因为他是皇族的缘故，遇到的反抗较 
小，异姓的开国功臣做此事成功的机会就小得多，象英布就失败了。 

      只要是家天下，屠杀功臣是一个走不出的死结。只有在现代民主制度下，一方面通 
过各种制度限制私人势力的发展，一方面通过领导人的选举，使将军们可以合法竞选最高 
领导人，也就是造反合法化才能走出这死结。在选举制度下，通过参选这个信号，有野心 
和没野心的将军们倒是可以分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