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政府官员的产生问题，古代中国发明了科举考试制度；为了保证权力运行的有效性，古代中国发明了独特的监察制度；在权力运作方面古代中国的独特发明则是特务统治。

政府作为一种组织，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三个根本性的问题：一是政府官员如何产生，二是政治权力如何运作，三是如何监督、制约权力，以保证其运行的有效性。对于这三个问题的不同解决办法，也是造成东西方历史演化轨迹不同的原因之一。

为了解决政府官员的产生问题，古代中国发明了科举考试制度；为了保证权力运行的有效性，古代中国发明了独特的监察制度；在权力运作方面古代中国的独特发明则是特务统治。

今天单说监察制度。

监察制度则是古代中国发明的独特权力制约机制。在古代中国的政治体系内，监察有两大系统，一是御史系统，二是谏官系统。
御史又叫做台官、宪官或察官，算是皇帝的眼睛和耳朵的延伸，专门监督各级臣子的行为。如果发现谁的行为不合适，就用"弹劾"的手段整治他（弹劾这个词就是打这儿来的，最初不是用于美国总统的）。
谏官也被称为言官或垣官。在制度安排上，是让他们监督皇上的行为的，主要做的工作是对皇上错误的决定谏（好言相劝）和诤（撒泼硬来），对于皇上的诏令，他们也可以审核。当然，这些只是制度上的设计，实际上贯彻是很困难的。
最早想出要搞监察体系的，是千古一帝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他在中央创建了御史大夫府,与行政机关和军事机关是并列的，职责是监督中央官员。在地方则设置监郡御史，这个职务不是地方官，而是由中央派驻到地方，专门搞监视的。
汉代表面上宣布放弃了秦代严刑峻法的法家统治方式，改而宣扬儒家温情脉脉的意识形态，但是在制度设计上则秉承了秦代的真意，这就是"外儒内法" 。汉代在中央设置御史府的同时，增设丞相司直和司隶校尉为中央监察官。在地方上，则把全国分成十三个监察区，设立十三部刺史。平时刺史们在管辖的监察区内巡视，负责监察地方上"二千石"级别的（相当于现在省级）官僚们，年终回京汇报。
秦汉时期没有设置专门的谏官。因为当时只要你是个官儿，就有权利，甚至有义务监督皇帝的行为，发现他有不合乎"礼"的地方，谁都可以劝谏。不过这只是制度上说你可以这样做，而实际上爱好谏诤这口儿的，中央高官如周亚夫、申屠嘉之类，一般知识分子如贾谊、扬雄之流，不是受迫害致死，就是被流放远方，没哪个活得滋润的。
隋唐是中国历史上帝国体系最盛大的时期（当然，不是"封建帝国"，因为中国的封建制秦始皇那会儿就给废了），监察制度也构造得天网恢恢，严丝合缝。
隋唐在中央设立御史台，直属皇帝，以御史大夫为长官，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台院最厉害，职掌纠举百官的违法行为，台院的官儿叫"侍御史"，虽然级别才从六品，但是却可以看谁不顺眼就弹劾谁，连宰相他都能管。唐朝著名的酷吏周兴、来俊臣等人就都是担任这个起家的。殿院分管百官的仪态举止什么的，看来是风纪官。而察院则负责外出巡查各个州县，"巡按"这个词儿就是打他们那儿来的。
隋唐时期还设置了专门的谏官，分属管决策的中书省和官评审的门下省，名目有拾遗、补阙什么的。唐代大诗人杜甫就干过"左拾遗"这官儿，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使，所以才上岗几个月就被开了。设立专职的谏官，实际上是缩小了谏诤的范围，使皇帝的权力受制约更少。
宋代大体上沿袭唐制，只是个别地方有所损益。有两点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是明里设"谏院" ，是一个独立机构，让皇上摆足了"自觉接受监督"的架势，可是暗里却规定，谏院的业务范围"许关台察" ，实际上就是把谏官的视线从皇上身上转移到了官员身上。
二是通过监察加强了中央集权。如果说唐代皇帝和州官之间还算得上是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委托－代理" 关系的话，宋代的州官则只能说是皇帝这个"CEO"底下的部门经理了。因为宋代在地方上设置了监司（转运司、提举常平司等），收州官之权于监司，又收监司之权归于朝廷，合监察、行政为一体，归朝廷集中领导。直到今天的"地区行署"，还有宋代监司制度之遗风。
明清时期监察体系更趋严密。明代废掉聋子耳朵式的谏院，相当于公开宣布皇帝本人不接受监督。明清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与六部平级。都察院设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给事中，专门监察六部。地方则设十三道巡按御史和各省提刑按察司（简称臬司），同时总督、巡抚实际上也是不管民、只管官的"大官" ，有监察之权，形成地方三重监察网络。可谓登峰造极，天衣无缝。

推翻清廷之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为共和的中国设计的政体是"五权宪法" ，也就是"进口"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再加上中国特色的考试、监察两权。可见中国发明的考试、监察制度有着其独特的意义，是西方式的三权所不能替代的。

监察制度也是一种权力制约机制，它与西方三权分立的权力制约机制有什么区别呢？

在西文之中，"权力"（power）与"力量"是同一个词，西方的三权分立，实质是三种不同性质"力量"的博弈均衡。

在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创立"三权分立"理论时，法国有着典型的三种不同性质力量——

第一等级是教士，他们代表了了欧洲历史上教会势力的存在。由于法国属于大陆法系，其法理基础来自宗教哲学，教士实际上控制了司法权。

第二等级是国王和贵族，说白了是军事贵族系统，他们占有土地和依附在土地上的人口（农奴），自然有了行政权。

第三等级是市民阶层，他们通过斗争获得了立法权。

市民阶层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一种力量,因为中国的"城"与近代欧洲的"city"成因是不同的。中国的"城"历来是政治统治的中心，以政治和军事意义为主，中国的"城"中心都是衙门。而近代欧洲的"city"则是由逃离贵族统治的人们组成的，从事贸易和手工业。"city"的中心都是广场和教堂，是人们进行带有"公共"性质活动的场所。欧洲历史上有一条著名的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因为一个农奴只要逃离农庄100天，就可以在法律上成为一个自由的人，"city"就是自由的人们自由生活的地方。

当一个社会中有三种主要力量，而且互相力量差不多的时候，就不大容易形成专制了。因为两头较弱的野兽总可以联合起来对付较强的那头。三头野兽谁也吞不下谁，所以博弈的均衡状态就是：三权分立，互相制衡。

而中国的监察制度的真谛在于：监察权是为了皇帝服务的，只制约行政体系，而不制约皇帝本身。属于同种性质权力的内部制约机制。

美国司法部的设立，是监察这个发明输出中国的典型案例。美国立国之初，就设立了总检察官这个职务，起初只是为美国国会和总统提供法律咨询，算不得监察官。但是随着政府机构的日益膨胀，设立一个专门的监察机构也就势在必行了。1870年成立的美国司法部，是美国最高检察机关，司法部长是美国的总检察长。其职责是在司法诉讼中代表政府，以示"分权制衡"之意。

原载：《证券时报》